中廣網烏魯木齊2月24日消息 63歲的楊鐮是個執著的西行者，撥開迷霧，找回那份失落在荒漠裡的文明。
“阿提米西佈拉克，60泉。”一幅新疆地圖被“嘩”地攤開，一根手指在上面遊走著，尋找這線上天九牌書一樣的名字，指給我們這兩個好奇的訪客看。
沒有人會不好奇。西域、樓蘭、羅佈泊……在大多數人眼裡，這是些多麼奇妙的地方——極具魅力，卻遙不可及。然而，我們面前這個身材高大、銀發粲然的學者，數說起來卻陶然自若，像言及自己花園裡的尋常花草。
因為，這些都是他用腳步一次次丈量過、用文字一次次解剖過的地方。
人生裡風華正茂的十三年，他被命運“發配”到新疆；終於奮鬥回北京瞭，他卻再也無法割舍新疆。他為自己圈定瞭60個探險考察點，也和新疆訂立瞭60個約定。
他成瞭西域研究者中赴新疆考察次數最多的人。現在，60個約定裡未及實現的，隻剩一個瞭。似乎是上線上天九牌為他編寫的序號，這個地點，正叫60泉。
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、新疆探險傢、西域文化專傢、作傢……63歲的楊鐮是個執著的西行者，撥開迷霧，一路跋涉，找回那份失落在荒漠裡的文明。
馮至偷偷塞給他一本書——斯文·赫定自傳《我的探險生涯》。他決定，走遍斯文·赫定在新疆走過的所有地方。
60個目標開始成形
在北京大學燕東園，楊鐮度過瞭美好的童年。父親楊晦是北大中文系著名學者，曾親身參加過五四運動，創立沉鐘社、火燒趙傢樓，備受師生們尊敬。
1968年，楊鐮高中畢業瞭。正值“文革”風起，父親也被扣上瞭莫須有的罪名。以後的人生路該怎麼走？楊鐮去征求父親的意見。
“到一個遠離政治漩渦的地方去吧，去務農，去做工，做些實事。”父親說。
既然走，就去最遠的地方！他選擇瞭去新疆“接受再教育”。
臨行，楊鐮去向父親的摯友——著名詩人馮至告別。聽瞭他的選擇，馮至讓保姆用熱毛巾沾濕紅衛兵貼在書櫃上的封條，輕輕揭下，取出一本書來送給他。發黃的封皮上，赫然幾個大字——《我的探險生涯》，斯文·赫定著。
楊鐮懷揣著斯文·赫定的故事出發瞭，到位於線上天九牌山北麓的哈密軍馬場，做瞭一名縱橫山野的“牧馬人”。
生活聽來浪漫，實則苦不堪言。蒼涼寒寂、缺衣少食，精神上的貧瘠更令楊鐮苦惱。無數個靜寂無人的夜晚，陪伴他的隻有斯文·赫定穿越時空的訴說。他似乎跟著這位探險傢踏上瞭一條無盡的長路，新疆的悠遠歷史和多彩文明，開始浸潤他幹渴的心。
四年後，楊鐮考入新疆大學中文系，畢業後到烏魯木齊六道灣煤礦當瞭一名普通幹部。
轉眼到瞭1976年，“四人幫”倒臺的消息傳來，楊鐮興奮不已。他投考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學碩士，專業課、基礎課都很好，英語卻隻考瞭九分——因為他中學學的是俄語。
負責招錄的老師拿著楊鐮的材料，去找時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楊晦：我們想錄取，您簽個字吧。楊晦看瞭一眼，淡然卻決然地說：外語九分，不能錄，按規矩走吧。
就這樣，楊鐮和北大失之交臂。“你如果靠自己的本事考回來，我支持你；但我不給你走任何渠道。”父親的話讓他警醒，也令他痛苦。熬煎中，他不知道第多少次翻開那本卷瞭邊的《我的探險生涯》：不能浪費青春瞭，既然留下來，何不走遍新疆，重新標註斯文·赫定當年的那些發現？
根據斯文·赫定的道路和斯坦因、貝格曼等探險傢傳略，楊鐮在紙上列出一個又一個心儀的地點——樓蘭，喀拉墩，庫車，和田……數一數，竟然有40多個。就在這時，中國社科院面向全國招考研究骨幹，一直沒有放棄苦讀的楊鐮高中榜首，終於回到瞭闊別12年的北京。
“再見瞭，新疆！”依依不舍又喜悅難抑，楊鐮走瞭。
60個目標從“黑沙包”喀拉墩開始。他記住瞭馬悅然夫人的話：我們不是關心沙漠，是關心在沙漠中居住和進出的人們回傢的狂喜逐漸褪去，一種奇怪的感覺卻纏上瞭楊鐮。
“很長一段日子，我總覺得丟瞭什麼東西一樣，心裡發慌，吃不好飯、睡不好覺。我就想，是什麼呢？我把什麼留在瞭新疆？”
直到有一線上天九牌，在路過北京圖書館時看到館方處理過期期刊，他情不自禁地捧回瞭一大堆《新疆林業》《幹旱區地理》《新疆環境保護》，這才猛然發現：自己一刻也不曾放下新疆。“我終於明白，我把青春留在新疆瞭，還有我的心。”
他渴望回去。
機會很快來瞭。1983年，他在《當代》發表的《走向地平線》獲中篇小說獎，稿費之外還有800元獎金。路費有瞭！楊鐮立即回到新疆，直奔塔克拉瑪幹，環著浩瀚沙海走瞭一圈。
限於時間和條件，這次穿行更多地是走馬觀花，但所見所聞堅定瞭他“用一生重返新疆”的決心。他逐漸添加著考察目標，最後多至60個。
巧合的是，他最先實現的目標，竟然就是當初寫下的第一個。
1989年的一線上天九牌，瑞典一傢電視臺找上門來：他們籌拍大型電視片《斯文·赫定之路》，想請楊鐮幫助策劃。楊鐮為節目組劃定瞭考察路線，第一站是位於塔克拉瑪幹沙漠深處的喀拉墩。這是由斯文·赫定1896年首次發現的一座沙埋古城，聲名遠播，卻很少有人見過。
楊鐮和節目組來到於田，在當地“找寶人”卡德爾阿洪的引導下，向著傳說中的喀拉墩進發。經歷瞭月圓之夜的迷路，品嘗瞭幹渴難耐的痛苦，忍受瞭數次徒勞無功的失落和動搖，一座半埋在流沙下的城池終於矗立在眼前。
楊鐮用目光撫摸著面前的一切——這是一座具有中原特色的城池，隱約可見當年的繁盛。傾頹的院落裡散落著巨大的方形木塊，院落四周，枯死的胡楊樹盤根錯節，把高大的沙墩染成瞭黑色。“黑沙包”喀拉墩的名字，由此而來。
以古城為中心，更多震撼在方圓幾裡內等著他們：一座廢棄的佛寺，兩個小型村落，兩口井壁上釘著木條的倒梯形古井……甚至，他們在距古城約五公裡處發現瞭一段幹涸的河道，直通向塔裡木河，河邊赫然伏著一具屍骨。
他來自何處，卒於何時，是什麼吸引著他隻身闖入這“亞洲的腹地”？楊鐮眼前似乎出現瞭一幅畫面——驕陽下，黃沙中，一個幹渴至極的過路人蹣跚而至，直奔以前來過的這條救命的河，可河水已經消失，他被絕望擊潰瞭，頹然倒下……
因為這座古城，這條河道，再結合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裡對此地“眾庶富樂，編戶安業，國尚樂音，人好歌舞”的記載，楊鐮印證瞭一個結論——宋朝之前，浩淼無邊的塔克拉瑪幹還未形成，隻在眾多綠洲之間散落著小片沙漠。因此，才有瞭喀拉墩這樣的城池，守護著南來北往的重要驛道。
《斯文·赫定之路》播出後，在瑞典反響熱烈，楊鐮應邀赴瑞典交流。在那裡，他拜訪瞭諾貝爾文學獎評委、著名漢學傢馬悅然。他談起瞭喀拉墩，談起瞭沙漠，也談起瞭那個倒伏在河邊，讓他久久不能忘懷的旅人……馬悅然的夫人是位四川人，她聞言感慨：“楊鐮，你要記住，我們不是關心沙漠，是關心在沙漠中居住和進出的人；我們不是關心雪峰，是關心雪峰對人類的影響。”
楊鐮陡然一驚，立時穎悟：是呀，人的焦慮可以燒灼生煙，人的企盼能夠再造情感。為什麼我心焦如焚地想重返新疆，難道不是為瞭這些世代生長於斯、與沙漠抗爭的人們嗎?
從此以後，楊鐮把考察重點鎖定在自然和人的關系上，把大漠、綠洲、建築……統統還原為人類文明發展的背景。有人問起他考察的意義，他總是回答：“我不是考古，也不是探險，我關心的不是古城的建築藝術，不是佛寺的文物價值，而是它為什麼存在，給瞭人類生存、歷史發展怎樣的契機。”
羅佈人首府阿不旦廢棄100年後，第一次出現瞭來訪者的身影。封存3000多年歷史的小河墓地被他重新發現1998年10月11日，塔裡木東端，羅佈沙漠深處的荒村阿不旦。
在羅佈人舉族撤離傢園整整一個世紀之後，這裡迎來瞭第一位外界的探訪者。
他就是楊鐮。帶他前來的，是當年隨祖輩們移居若羌縣米蘭鎮的百歲羅佈老人熱合曼。
眼前是一片毫無生氣的荒漠。在長二三百米、寬三四十米的地界內，大大小小的沙包劃出起伏的線條，幾條幹河點綴其間，遠處顯出純毛地毯也似的枯黃，走近一看，是一大片殘存的蘆葦根。
熱合曼逐一為楊鐮指點著他父輩們生活過的地方。原來，這每個沙包之下，就是一個昔日羅佈人的庭院，肆虐的風沙以其為核，聚斂成丘；而那殘存的蘆葦蕩，舊時則長滿瞭“密集得插不進一根手指”的蘆葦，依傍著如大地經絡般的網狀水系，傾聽魚蝦滿艙的跳躍聲。
這就是樓蘭遺民羅佈人最後的“伊甸園”嗎，那個有著“中亞地中海”之稱的遊移湖，那個以“水草豐美，適宜人居”命名的漁村？為什麼今線上天九牌人類的過去卻被山丘所壓，像孫悟空被壓在瞭五行山下？楊鐮不由想起瞭羅佈人最有名的傳說：在羅佈泊廣袤的海域中有許多一人長的大魚，每逢春線上天九牌，這些魚會躍上湖岸，變成馬鹿，跑進茂密的胡楊林棲身；等到深秋樹葉落盡，這些馬鹿又跳回水裡，變成大魚……可是今線上天九牌，魚、湖、樹、鹿，都哪兒去瞭呢？
一陣鈴聲驚醒瞭楊鐮。扭頭一看，熱合曼站在一所被沙丘半掩的故宅前，輕輕搖動著一隻先人們從阿不旦帶到米蘭的駝鈴，眼中滿是淚水。他遞給楊鐮一把剛從沙丘旁撿到的、已經朽爛的骨炳匕首留念，希望他能記住這裡的一切，並講給更多人聽。
楊鐮沒有辜負老人的期望。綿延瞭十四年的尋找也不允許他辜負——十四年來，這已是他第十一次走進羅佈泊瞭。自從1984年環塔克拉瑪幹考察時意外得知這批“最後的羅佈人”的行蹤，他就著迷於羅佈人的歷史。他知道，羅佈人是最留戀傢園的。幾個世紀以來，他們和羅佈泊不離不棄。即使是在清朝康熙年間，皇帝令他們遷移到生活相對豐裕的安西去，他們也回絕瞭：“我們和羅佈泊訂立瞭生死契約，它移到哪裡，我們就到哪裡”。可是，到瞭最後，當“遊移的湖”再也沒有一滴水的時候，他們也不得不離開瞭。為瞭考察羅佈人的歷史，楊鐮數次走訪族裡最年長的四位老人，並依著他們的講述一次次走進荒漠，尋找當年首都老阿不旦。有幾次，他欣喜地以為到瞭目的地，可事後才知，那隻是一個被廢棄的臨時定居點，很多“新阿不旦”中的一個。
直到這次，他的執著打動瞭熱合曼，老人親自出馬，終於憑著久遠的記憶把他帶到瞭老阿不旦。
此行結束後，楊鐮將十餘年考察見聞寫成非虛構小說《最後的羅佈人》。這本書不但引起瞭讀者對羅佈人的興趣，更使楊鐮在羅佈人中名聲大振。
如果說，老阿不旦是楊鐮眼中人與自然依存的最好標本，那麼，“小河墓地”則是他心底珍藏的人類文明寶藏。
小河遺址，“西域探險史上最難解的古跡”。1934年，瑞典探險傢貝格曼發現瞭這個有1000口棺材的古墓葬，並發掘出瞭美麗的幹屍“微笑公主”。可是，自貝格曼以後，許多探險傢試圖找到小河遺址，均無功而返。人們口口相傳，那個神秘的“大沙包”會隱身術，隻要心懷叵測的人一靠近，就會雨霧彌漫，不見蹤跡。
2001年1月4日，楊鐮帶領中國社科院科考隊考察人員，在攝氏零下20多度的凜冽寒風中艱難地穿越羅佈沙漠。
又是一次延續瞭5年的找尋。1996年起，楊鐮就著手確認小河墓地的經緯度，並取得瞭決定性突破。可是，1998年，精心準備的第一次考察還是以沙漠車突遇故障而告終。
這一次，他志在必得。似乎古老的預言應驗，羅佈泊竟罕見地下起瞭雪。
“再堅持3小時，就3個小時。”他鼓勵著隊員們。突然，一個石油工程隊營地出現在沙漠中。工程隊長向他們抱怨，在路線上有個大沙包不好推，害他們把路挪瞭幾百米。
大沙包！楊鐮抬腿就往隊長指的方向奔。
一座碩大而奇異的圓形沙丘進入瞭考古隊的視線。足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，頂部密密地插著上百根長短不一的木柱。魂牽夢縈的小河墓地終於現身瞭！楊鐮穿行在輝煌的木柱之林中，一種與歷史不期然相遇的喜悅流遍全身。
2003年10月，國傢文物局批準啟動小河墓地發掘。這次發掘，發現瞭墓葬約330個，在墓地最深處，4具被厚厚泥土包裹的“泥棺材”中，4位身披毛織鬥篷，戴著金耳環、毛線項鏈的女性墓主安然入睡，容顏不改。
這被譽為當年考古學界的重大發現，當屬楊鐮為西域考古立下的大功一件。
60個目標，就這樣一個個實現——探求清朝流放烏魯木齊的越南王公的存在證據，尋找80多年前叱吒河西走廊的國際大盜黑喇嘛，重新發現80多年前斯文·赫定記述的“中蒙邊界第496號界樁”謝別斯廷泉……20多年來，他47次深入新疆腹地，寫出瞭《荒漠獨行》、《發現西部》、《尋找失落的西域文明》等作品，主持編譯瞭《西域探險考察大系》、《探險與發現》等叢書。他丈量著新疆，不但用腳步，也用飽蘸深情的文字。
“60泉”不是終點。他希望對新疆歷史文化做一個全面的清點
談起60泉，楊鐮有一肚子的故事要講：它在羅佈語裡意為“水很多的泉”，因為羅佈人的“六十”是“多”的同義詞；找不到六十泉的人，就到不瞭樓蘭。因為60泉是樓蘭以北唯一的荒原不凍淡水泉；隻有在60泉，野駱駝才生小駱駝……
“最近，美國資源衛星說這個泉已經幹瞭。我不信，他們的位置找錯瞭。”楊鐮成竹在胸，“我有斯文·赫定手標經緯度的地圖，還有這麼久的醞釀。”
明年一定去！楊鐮像在給自己鼓勁。
其實，60泉很早就列入瞭目標，卻一次次讓位於新疆北部的松樹塘、沁城、下馬崖、北塔山……
“對北疆的考察，我們很急迫。為什麼？西部大開發熱潮將起，北疆是重點。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，但必須在開發之前，對新疆的歷史文化做一個盡可能全面的清點。”
60個目標的實現，並不意味著終止。“走完這60個地點，基本上畫出瞭新疆文明發展的脈絡。但有些地方隻是浮光掠影，下一步，我會返回一些值得的地方，深鉆進去，把留下的腳印踩實。”楊鐮說。
常有人問起他的歷險。的確，大漠狂沙裡，最不缺的就是險情。他曾迷途於樓蘭古國的“門禁”之外，八小時找不回出發點；曾因道路沖斷滯留在偏遠的小縣城，連著一周多找不到可搭乘的車輛。一次迷路後，他甚至用隨身攜帶的錄音機錄好瞭遺言留給妻子，所幸最後靈光一閃，順著來時淺淺的腳印一路爬瞭回去……但，他不言悔。正如他在《最後的羅佈人》中所寫：“他唯一不會做的就是知難而返，盡棄前功……雖然他並不知道在這羅佈荒原的隱秘的地域，到底能有什麼收獲，但在他心中是不存在任何禁區的，禁區對他來說，隻意味著挑戰。”
在楊鐮眼裡，西域綠洲文明雖然獨特，卻是中華文明血脈相連的一部分。“《史記·漢書》裡有關於黃河來源的說法，說黃河來源於昆侖山，從和田流出，到羅佈泊匯成湖泊，潛行八百裡，然後湧出地面，‘流為中國河’。這當然是錯誤的，但至少說明，在司馬遷那個時代，根本沒有把西域看成外來的。”
而新疆脆弱的生態和不盡人意的文物保護，又讓他懷一顆憂心聲聲疾呼。
樓蘭古城經過一季急雨，就有可能大面積傾頹，隨著沙漠的擴張，草場和綠洲受到影響。與自然變遷相比，他更痛心那些人為的破壞。在“太陽墓地”，他看到遊客們隨手拔起墳頭的木樁，四散扔掉；在古代巖畫前，他看到石頭上深深淺淺地刻下“某某到此一遊”……不能再任文明滅跡，不能再讓羅佈“棄嬰”阿不旦的悲劇重演瞭！
“我是負重而來的。‘文革’時，新疆接納瞭我，我沒有任何理由對新疆置身事外。”楊鐮慨嘆。在他心中，西部探險“如同一扇閉得死死的大門，被一個傻裡傻氣的人，硬是推開瞭一道縫隙……他鼓足勇氣向前走去，終於為他身後的人留出瞭觀察秘境的通道。”楊鐮正是這樣一個人，在他推開的門縫裡，我們看到新疆，看到綠洲，看到人類文明成長的身影。 (計亞男)
